新聞環境大不同 兩岸採訪「眉角」多

文／羅印冲（聯合報大陸新聞中心記者，曾派駐大陸北京）



前言：大陸是一個沒有媒體的地方

有一位主管大陸事務高層官員私下與記者茶敘時說，台灣官員時時接受在野黨與媒體的監督，很多政策都要反覆思量，盡可能完善；相對來說，在中共主政下的中國大陸，「是一個沒有媒體的地方」，官員不必受制於第四權的監督。

這裡所謂的「沒有媒體」，自然不是說大陸沒有媒體機構或新聞從業人員。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大陸沒有發揮第四權、可落實監督執政黨的新聞媒體。以這段話起頭，筆者想藉此一談兩岸新聞採訪環境的差異，以及台灣記者到大陸駐點採訪，最難適應的幾個部份。



採訪環境大不同：台灣開放多元，大陸管制規定多

兩岸新聞採訪環境的差異，體現於受訪單位與受訪者看待媒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在大陸，涉及公權力機構的採訪難度極高，通常沒有「發言人體系」以外的管道，但發言人往往官話連篇。大陸公務員大多也被限制，不能隨意受訪，這點是台灣記者最難突破的挑戰。

舉例來說，採訪學術單位基本上最單純，幾乎無涉機密或敏感內容。在台灣，通常撥個電話到大學系所，說明採訪用意，就能直接或間接找到學者；但在大陸，筆者個人經驗是，直接到學校去敲學者研究室的門最快，學者通常也願意受訪，其次才是透過校方轉達。

有一次筆者透過北京清華大學公共關係室，表達希望採訪某位學者的要求。儘管對方口氣甚佳，卻坦言要經過校方了解，知道可能的受訪內容後，才有辦法與學者聯繫。就傳統新聞學的內涵言，對方的要求等於事先審查媒體的採訪內容，危害新聞自由的價值，筆者只好打退堂鼓，另尋管道。

台灣記者在大陸最難適應：為公部門宣傳，為私人企業服務

在台灣，媒體記者面對各種新聞現場，首要之務就是出動「新聞鼻」，努力找「新聞點」，無論是切入時事議題，或者另找話題，「創意」時常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大陸，新聞採訪就像一套既定流程，大陸記者知道，問了什麼就能「交差」，也知道什麼問題一定不能問。

在筆者看來，大陸記者長期在「條條框框」限制中處理新聞，時間久了，也就認為新聞本該如此，何必去挑起不必要的議題，引起不必要的紛擾。

舉例來說，筆者在最近一次與大陸媒體朋友餐敘的過程中，提到即將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談，正當筆者提及會談的複雜程度時，大陸記者卻打斷說，「這種活動，不就修改一下新聞稿，最多發兩條吧」，而其他在場的大陸記者似乎也有同感。

但就台灣媒體的角色言，江陳八會涉及兩岸投資保障協議的簽署，其中又牽涉百萬大陸台商與家屬的人身安全保障，絕對茲事體大；記者必須為讀者分析，投保協議的內涵與真正能發揮的效用，以及可能的不足之處，豈是「修改一下新聞稿」，就能交差了事。

再舉例談私人企業活動的採訪。在大陸採訪商業活動，與在台灣相似，記者往往能拿到企業提供的車馬費或小禮品，作為採訪的額外報酬。台灣企業一般不會「追蹤」新聞產出的結果，仍保留媒體較大的新聞裁量空間。

但大陸企業就完全不同，他們認為，既然記者已經「得到一些小禮物」，就理當為他們處理新聞。業者與媒體之間形成一種交易模式，記者變成為企業服務的代工。


結論：回歸新聞本質，也讓主管知道前線狀況

在大陸駐點採訪可能遇到的突發狀況，絕對比在台灣時還多，有些狀況甚至讓人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依筆者經驗，既然身為媒體工作者，就應回歸新聞本質，該問的就盡量問，該找的人也應該盡可能去找；另外，時常聯繫台北主管，告知採訪前線的狀況，在溝通中找到較佳的採訪方案。

最後想借用一位資深兩岸新聞前輩的話，送給未來可能到大陸採訪新聞的朋友。首先是以「人身安全」為第一考量，遇到不如意的採訪對象，或者必須到危險的環境去採訪時，都要以安全為優先，別拿寶貴的生命開玩笑。

其次是到大陸採訪，誘惑特別多，無論是金錢或其他因素，都不要因為一時貪念或慾望，留下難以抹滅的負面紀錄。就像新聞前輩曾說，被大陸那邊抓到把柄，一輩子大概就別跑兩岸新聞了。與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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