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轉讓風暴 壹傳媒聯合工會漸成形

蘋果日報企業工會舉行公開說明活動。(蘋果日報企業工會提供)

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近萬人民站出來

2012年9月1日,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隊伍行經台北車站前。(宋小海攝)

拒絕成為紙糊的城牆──守護新聞專業 18年後再上街頭

1994.09.01「新聞室公約」遊行。(謝三泰攝)

籲改選公視董事會 媒改社火力全開

傳播學者22日在文化部前舉辦傳播政策新書發表會,並要求文化部立即促成公視董監事改選。(記者宋小海攝)

第二次旺中案公聽會 總裁蔡衍明現身

旺中案在NCC審查超過1年4個月,日前旺中媒體集團總裁蔡衍明要求NCC主委蘇蘅,在公聽會2週內決定此案,才會出席,但蘇蘅強調沒有承諾。最後仍然出席的蔡衍明表示自己睡不著覺,又聽說壹電視要實況轉播才會前來。(記者宋小海攝)

都更拆遷衝突 民眾、記者拍攝受阻多

「文林苑」都更案3月28日由警方執行協助拆遷,時至清晨當中員警以手電筒干擾拍攝影片的民眾,與其他包括本刊在內之記者。(記者宋小海攝)

美牛專家討論閉門遭批 農委會擬公開聽證對應

行政院跨部會美牛技術諮詢小組於21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是否開放各界人士與媒體記者進入旁聽成為討論焦點。(記者宋小海攝)

蔡衍明專文回應受訪言論風波 《華郵》堅稱報導無誤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日前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其中訪談內容引發爭議,《中國時報》自2月9日起接連數日刊登相關報導與蔡衍明的回應專文。

奮力與時代共鳴─獨立媒體青年工作者思與見

在街頭抗爭中,貼近社會運動的獨媒記者是旁觀者?還是聲援者?(攝影/宋小海)

獨立記者在香港

香港獨立記者陳曉蕾受邀出席今年2月台北國際書展分享採訪經驗。

公視董事會延任逾13個月 學者發起靜坐抗議

傳播學者羅世宏靜坐抗議公視董事會延任超過13個月,腳旁橘子由現場支持人士贈予。(記者宋小海攝)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記協會訊】達賴喇嘛來台有譜 記協表示歡迎



98.08.27

文/秘書處

 莫拉克颱風重擊台灣,造成許多台灣人民流離失所,心靈亦無所依靠。基於人道與宗教考量,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台灣南部七縣市的邀請,擬定於8月31日至9月4日,來台慰問災民。總統府對此也表示歡迎態度。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對於朝野能放下政治立場,心存以民為重的精神,表示欣慰,同時也歡迎達賴來台和媒體人安排會面,實現今年3月他接受記協邀請的安排。

 記協會長莊豐嘉表示,今年3月在西藏抗暴50周年的前夕,他代表記協前往印度達蘭薩拉面見達賴喇嘛,當面邀請他來台灣與媒體人進行對談,也獲得達賴喇嘛的當場同意。但當時達賴喇嘛也表示,要看台灣馬政府的態度,才可能成行。馬總統曾經對於達賴喇嘛的訪談表示時機不宜,如今,馬政府願意撇開政治考量,以人道關懷為重,記協對此遲來的作法還是表示肯定。記協也希望朝野回歸賑災本質,並以一位宗教領袖來台訪問的行程,加以看待;不要將此一訪問當作政治操作的籌碼。



參考訊息:
 
2009-08-26公視晚間新聞(災區7縣市長具名邀達賴來台慰災民)

2009-08-26中央社(府:考慮讓達賴來台為災民祈福)

2009-07 目擊者雜誌(台灣媒體人達蘭薩拉之行)

2009-03-11中天新聞(西藏抗暴50週年 達賴親口證實願意訪台)



【記協會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提供深入災區媒體記者保險保障


98.08.19

文/秘書處

 這次莫拉克颱風來襲,許多災區民眾家園破碎。透過媒體,深陷災區的民眾,得以將所需物資和親友協尋的訊息傳播開來,全國上下才得以了解災區的真實狀況,即時幫助災民所需。但在媒體記者扮演訊息的傳遞者同時,人身安全上也遭受相當威脅,甚至日前一位深入災區的攝影記者險些溺斃,因此記協與大都會人壽合作,提供所有深入災區採訪的媒體記者每人保額一百萬的「新旅行平安保險」。

 自即日起所有深入88水災災區採訪的媒體朋友,記協將提供保險保障,保障內容為提供其在災區採訪期間的人身安全,包括死亡及全殘保障。此項保險保障的提供,是希望媒體記者沒有後顧之憂,得以將災區訊息繼續傳出,以協助救災工作。
 
 媒體記者可經由記協的管道處理投保事宜,填寫要保書提供被保險人的姓名、身分證字號、身故受益人姓名與被保險人關係,每位記者以投保一次為限,記協將每日彙集名單提供給大都會人壽,以利即時性保障,若已在災區記者可電話聯繫記協,用電話方式進行承保,此保險保障申請期限至9月20日止,保障期間從投保日期開始起算一個月內。


投保聯繫: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電話:(02)2341-9944 (02)23410044 

傳真:(02)2321-6121      

E-mail journaly@ms10.hinet.net


【記協會訊】『為新聞自主而走』十五周年紀念暨募款茶會




時間:2009年8月30日(日)下午2:00

地點:台北市信義公民會館(台北市松勤街50號)


 為了爭取媒體人新聞專業自主,推動編輯室公約, 1994年9月1日記者節這天,一群新聞記者首度集體走上街頭。這場901大遊行之後,隔年催生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15年來,記協始終堅持新聞專業自主,捍衛記者勞動權益,但近來媒體環境卻日益惡化,新聞版面淪為置入行銷的籌碼。有鑑於此,在今年901記者節前夕,記協將成立「記者獨立調查報導基金」,為記者獨立報導的空間,做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節前夕,記協竭誠邀請新聞工作者、關心媒體生態的朋友,一同聚首,思索如何改善台灣媒體環境。你我的涓滴之力,將是推動媒改巨輪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聞自主而走十五周年紀念T恤 義賣預購價$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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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挑戰,國際記協赴韓交流



韓國記者協會(JAK)今年7月舉辦世界記者會議,共有來全球27國、
逾60名記者出席。(圖/劉愛梅攝)



文/戴上茹

 筆者今年7月代表台灣記者協會,參加由韓國記者協會( JAK )舉辦的「2009年世界記者會議」,共有來自美洲、亞洲、非洲、歐洲和中東地區等27國、逾60名記者出席,會中對於全球媒體環境變動或記者面對的各項挑戰,著墨有限,韓國記協則在官方及民間機構的贊助下,搭起外國媒體與南韓政府間的溝通橋樑,更扮演協助推動韓國觀光旅遊及招商的角色。

 長達7天的會期,頭尾兩天報到及離境不計,揭幕首日的研討會,由與會記者、南韓官員及學者發表報告或演講。與會記者發表,多著重在說明自己國家與韓國互動發展、對韓國的印象、或該國媒體對韓國報導的內容分析。部分來自中東或東歐的記者不諱言對韓國認識有限,唯一的接觸可能是韓國觀光客或韓劇,英國籍的香港記協成員Donald Gasper還特別以南韓前總統盧武鉉自殺案例,自承香港媒體報導韓國時,經常選擇負面及怪異的新聞角度。

 出身媒體圈的南韓慶南大學學者林日哲(Lim Eul-Chool)應邀演講時,以略帶嚴厲的口吻批評外國媒體對於朝鮮半島的報導過於片段、誇大、甚至引用未經查證的假消息,特別是在北韓核武擴散及飛彈試射等報導上,一再渲染南北韓的緊張衝突情勢,也低估南韓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末了強烈建議,外國媒體不應為了搶獨家報導未經證實的傳聞。他未點明是哪些「不肖」媒體,難免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感覺。

 南韓記協成員指出,林日哲是少數能與北韓高層人士建立深厚採訪關係的南韓記者,他也適時展現權威,「宣稱」金正日接班人、其三子金正雲的年紀其實只有23歲,而非外傳的27歲,還篤定「預測」金正日為延續政權,絕不可能同意放棄核武,但不會將武力用於鄰近的中、日等國;演講結束後,包括中國、香港、日本記者及筆者都圍上前想進一步追問「消息來源」,但他並未說明,反而成為外媒記者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記者協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菅原秀(SCHU SUGAWARA)上台時說:「記者要用筆、相機或麥克風促進和平,而非用暴力摧毀世界」,提醒大家在下筆時肩負的道德責任,引人深思。  


韓國官方耗費鉅資在麗水市興建海陸空
基礎建設,準備迎接2012年的世博會。
(圖/戴上茹攝)



 接連兩天的行程,與會成員分乘3輛巴士從位於京畿道的首爾市一路南下、到慶尚北道的青松郡及英國女王10年前造訪的安東市,還有在慶尚南道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的海印寺、最後到全羅南道的麗水市過夜,所到之處,韓國人熱情引薦在地風俗民情,然而兩天將近700公里的公路「長征」,每個定點只能短暫停留,走馬看花之餘,行李箱也逐漸被沈甸厚實的精美文宣塞爆!

 值得一提的是,以The Living Ocean and Coast「鮮活的大海 呼吸的海岸」為主題的 2012年麗水世界博覽會,麗水市為韓國南部海岸線上的港灣城市,韓國宣稱要以此為基地,打造海洋文藝復興的新搖籃,建立一個「零二氧化碳」博覽會的典範,在官民合作下,預計投資20億美元興建包括3小時可到首爾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可停泊八萬噸郵輪的碼頭及國際機場改建等基礎建設,若與高雄的世運會相較下是小巫見大巫,但迄今因預算花費倍增,企業人士不看好在這些建設在世博會結束後的經濟效益,對於是否繼續投資顯得躊躇不前,是另一隱憂。

 當與會記者聽完麗水世博會組織委員會執行長Kang, woo-soon(姜元淳)簡報,察覺世博會贊助商諸如現代、LG、三星、SK電信、韓亞及大韓航空等公司,多為汽車、鋼鐵及航空等高污染、高耗能工業,印尼雅加達郵報(Jakarta Post)的澳籍記者Fergus Jensen隨即提問質疑,贊助商身分是否會抵觸世運會打造藍色生態城市的訴求,姜元淳答覆時四兩撥千金,只概估贊助金額數字,並未正面答覆。

 韓國記協這次以「Dynamic Korea , a New Challenge Toward the Future」(暫譯:躍動的韓國 面對未來新挑戰)為大會主題,Dynamic Korea也正是南韓推動觀光宣傳的官方口號,在行程末了,韓國記協安排一行人從濟州島飛回首爾機場,傍晚赴南韓總統府─青瓦台拜會,總統李明博因出訪歐州,由秘書長鄭正佶代為接見及茶敘招待。

 筆者此行感受大韓民族的積極、好客,其動員資源更令台灣記協望塵莫及,受邀的外國媒體中,與韓國記協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國家包括義大利、中國、越南、日本等4國,更派出6到12人不等的龐大記者團參與,4國領隊多半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身分,除了達到與國際媒體聯誼交流目的,對韓國記協而言也算是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作者為台灣新聞記協監委)


重回1925年 台灣民報特刊重印



臺灣民報特刊重印記者會上,蔣松輝先生(蔣渭水先生長公子)翻閱台灣民報新年特刊
號重製版。(潘承甫/攝)


 文/潘承甫 (作者為銘報記者)

 8月5日是台灣民主鬥士蔣渭水逝世78周年,為紀念他在當時日本的高壓統治下,還能勇敢創辦台灣《臺灣民報》的精神,台灣英文新聞發行人高志明特別選在這天,發行台灣民報1925年的新年特刊號重印版,希望藉此緬懷蔣渭水先生之外,並能與社會大眾一同追尋1925年的台灣面貌。

 台灣民報在當時以「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臺灣的幸福」為出發點,扮演著批評時政、反應民怨、介紹新知、提昇文化的角色。舉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以來的臺灣種種政治、社會運動,包括文化啟蒙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幾乎都有參與。因此被譽為「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

 這次重印的台灣民報新年特刊號,是由蔣渭水文教基金會提供史料、台灣英文新聞策劃重印出版,尺寸完全仿照原版,內容未更改一字一句,首刷2000份,贈送給各地圖書館及文化單位。高志明說,會選擇重印這期台灣民報,是因為光這一天的新年特刊號裡,就有包括了當時的政商名流、產業行號,甚至是一些不願公佈其身分的「無名氏」及假名所刊登的廣告高達629則,蔣渭水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說,當時一桌高檔餐會約8塊錢,以當期的廣告費可以辦350桌。當然其重要性不只是它的商業價值,而是代表著當時社會人士們對蔣渭水先生的民主理念所付出的實際行動。



  
蔣渭水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以日本殖民時代,日本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右)與
臺灣民報(左下)來顯示日本政府對我們的歧視。左上為1925新年特刊號重製版臺灣
民報。(潘承甫/攝) 



 新年特刊號的重印,除了緬懷蔣渭水先生及那一代台灣民主運動前輩的壯舉外,還能追尋1920年代的臺灣面貌。高志明表示,之所以會在重製時要求一定要把廣告印出來,就是希望能透過這麼多的廣告,多方面尋找這些廣告主的後人,才能夠蒐集更多1920年代先人們的事蹟或照片,也希望這些後人們跟台灣英文新聞聯絡,他們將會彙集成冊,一起找尋先人的社會人脈。








紙上追憶高信疆 揮別大編輯時代



雲門舞集舞者董述帆在追思會上為高信疆獻上獨舞〈輓歌〉(圖/宋小海攝)



記者宋小海/報導


 在台灣文化史及新聞史上,皆佔有重要地位的媒體人高信疆,於今年5月5日因癌辭世。台灣文化界人士為了紀念他,著手策劃《紙上風雲高信疆》一書,做為他生平行誼之見證。《紙》之新書發表會暨追思會於8月9日舉辦,一百多位國內外文化人冒著風雨前往台北華山藝文中心,揮別了高信疆,同時也是告別台灣那一段的「大編輯時代」。
 
 高信疆生於1944年,是文化大學新聞系第一屆之畢業生,其後歷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出版總編輯、時報周刊總編輯、人間雜誌總編輯,香港明報企業集團編務總裁等,晚年定居中國北京,去年被發現得到大腸癌並已轉移,今年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人間副刊打響一世名號

 僅管高信疆一生活躍於諸多媒體,但他最為人所稱道的經歷,是在1970年代台灣處於戒嚴封閉的時期,在《中國時報》主持人間副刊,並且開闢「海外專欄」,為台灣帶來國外的思潮。同時他也大力促成諸多藝術家、學者進入副刊發表作品、思想,並提倡報導文學、報導攝影、鄉土文學、環境保育、中國大陸抗議文學,使副刊得以超越當時新聞閉鎖的氣息,甚至一度致使讀者不訂整份報紙,只訂人間副刊的現象產生。

 在9日舉行的追思會由作家張大春主持,他首先回想著與高信疆一同工作的記憶。當有位女作家翻找張愛玲的垃圾桶,推估她的生活狀況後,寫了一篇文章,高信疆知道後,卻對張大春說:「我沒有見過這麼沒有道德的稿子,不是任何稿子都必須刊登。」

 兼負《紙上風雲高信疆》出版責任的大塊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說,高信疆曾告訴他經營雜誌要成功,只要每天寫三封信,打五通電話給不認識的人。郝明義表示,自己起先覺得很簡單,後來才發現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追思會牆上印著高信疆在1971年寫下的詩句〈鷹〉:「我尋不到一抹孤高的顏色」、「我是跨越無涯的一則傳說」。作家陳芳明亦在會場回憶起過去與高信疆一同在龍族詩社的情形:「因為他在報社工作,所以經常會遲到,但從未在龍族聚會缺席。」高信疆亦為詩社主編《龍族評論專號》,為70年代的詩藝論戰留下見證。

 高信疆1973年接編人間副刊後,策辦一系列的文學周、藝術周、作家講座、學者等型式,發掘了洪通、朱銘等人。各種攝影、漫畫等藝術形式,以及異議性的文章,也都經過他的手得以彰顯。高信疆昔日的新聞戰友王健壯追憶當時的景況:「當時是高信疆憑著新聞人的方法論,讓中國時報成為自由主義的大本營。」

  在1983年之前,高信疆數度出任時報集團重要職務,最後因為主編人間副刊的政治壓力,不得不遠走國外,之後轉戰文創事業與諸多媒體,其中並不時時順遂,晚年看似失意留居北京。出版人郝明義卻認為,從《紙上風雲高信疆》一書的邀稿作者之評價中,感受到高信疆在北京讀書閒居、與文人交遊的日子,正是他做為中華文化悠然精神的展現,而讓許多朋友為之感嘆佩服。


 主動企劃理念名留青史

 《紙上風雲高信疆》能夠成書,是以台灣文化人季季、郝明義、楊澤、駱紳等人為首,邀請高信疆每段時期的相關重要人物,回憶與高信疆之交誼。除了其恩師鄭貞銘,眾多藝文界人士撰文感懷,甚至還請到高信疆過去工作上的對頭,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動筆,更肯定了高信疆的時代意義。

 瘂弦在書中指出,高信疆主編人間時,「嘗試全力改變傳統文人副刊的體質,把文人副刊提升到報人副刊的層次。使副刊具有現代傳播的新思維,譬如新聞性、現實性、時間感和速度感,更以主動約稿、計畫編輯等策略,擴大版面的容量,產生集中的效果。這是過去副刊所沒有的。」

 資深新聞人楊照在《紙》書中,為高信疆的人生做了一個註解:「高公這次離開,把他建立的『大編輯理念』一併從台灣帶走了,那個時代,正式結束了。」




文化界人士齊聲為高信疆獻唱《春風》(圖/宋小海攝)




曲終人散。(圖/宋小海攝)




八八水災現場直擊




引言:莫拉克颱風遠離,但這場水災新聞戰還沒有結束,接下來還有災情檢討,各種充滿人性的畫面也等待攝影記者們去發掘,讓大眾知悉,也希望這次風災大家都能走出傷痛,順利重整家園,天佑台灣!


 圖、文/劉學聖 (作者為聯合報攝影記者)





8月8日這天,南台灣的清晨下著大雨颳起強風,前一夜的狂風暴雨已經讓人無法入眠,直覺這樣的風雨再下去一定會有事,這時候颱風都還沒登陸一早台北長官已經要我出門看災情狀況,我負責的高雄市轄區雖然有積水及樹木倒塌,但是這時已經傳來屏東林邊淹水一層樓高的訊息,決定驅車往南部前進,沒想到這場台灣史上最大水患的「八八水災」已開始侵蝕台灣的美麗山水景色,災情也似乎永無止境。







到達林邊交流道,積水已經有兩三公尺高,只能搭乘軍方的救生筏進入市區,跑水災新聞以前還算有經驗,但是在大雨中跑新聞這可苦了攝影記者,人濕透了沒關係,相機要是掛了,一天的辛勞可就白費,也無法帶回災區的畫面讓外界知悉,所以攝影記者一定是保護相機為先,事實上很多同業雖然盡力保護機器,但是這場豪雨夾帶強風,在這樣的環境中採訪可說是備極辛苦。 (圖/劉學聖攝)






橋斷了!路也塌了,回家的路變得如此困難,也考驗著很少跑災難新聞的攝影記者,進入災區大家各憑本事,終於水退去了,南台灣的陽光也終於現身,毒辣的太陽把每個同業曬成永遠白不回來的「黑炭色」,活就像個受災災民。







進入災區後,除了救人還是救人,一樓淹了就往二樓跑,水又來了再往三樓跑,最後軍方裝甲車來了,開始可以撤離災民,彷彿電影諾曼地大登陸的場景,活生生在這個佳冬小漁村上演。



八八水災採訪側記



文/彭昱融

 就某個層面來說,記者的身分可說是扮演民眾的眼睛,依電子,平面(報紙、雜誌)不同媒體屬性,達到目擊見證、提供資訊、分析等等,特別是在災難之中,或是政府救災訊息混亂、神經傳遞緩慢的時候。

 眼睛是觀看的工具,難免受偷窺欲望驅使;也因此媒體總是設想(或根據收視率、閱讀率、雜誌銷量)讀者所渴望知道和看到的素材。這種需要、或被要求的任務,也總是游走在倫理邊緣(現實操作中有所謂職業倫理這回事嗎?)。

資訊提供?或刺激收視?

 最惡劣的莫過於傳聞中某些電視台提供災民call in,取得大量焦急無助、「快來救救我們」後即把訊息擱置。其他像是追求畫面而總是聚焦傷痛的特性已非新聞,例如風災後頭幾天在直升機起降的旗山國中,多數時候攝影器材架好,記者群便納涼抽菸,直升機一降落所有媒體就跨越封鎖線蜂擁而上獵取鏡頭、搶問可quote的傷痛描述(山裡多少人都失蹤了、都在喝雨水等等)。或是在頭七現場請喪親的孩童一一念出遺照姓名,捕捉流淚畫面。死亡數字和慘狀也總是最被重視的評價。

 抑或是利用問一些挑起對立、情緒的問題,捕捉控訴或是悲憤,但事實上並不一定真的能夠傳遞出什麼有效的訊息,或產生什麼改變,多數時候只是讓閱聽人更焦慮、或更支持心中的憤怒。

 而關於未來、細膩傾聽、分辨受災者聲音,或那些需要激發、冷靜深入分析、放大,民眾才聽得清楚的問題也不在考量之列。久而久之媒體轟炸也讓民眾感到厭煩跟麻木,甚至犬儒與虛無,究責完所有的問題都被遺忘,然後所有的劇情再重演一遍。

消費兒童的倫理災難 

 除了消費災難,另一個層次是消費兒童,每次都有一樣的問題。小林村滅村後安置的孩童,分別安置在龍鳳寺、紫竹寺等地,因為孩童的身分、天真無邪的畫面,幾乎注定成為媒體的目標。然而這些失依(父母雙亡)、失親或遭災害驚嚇的孩童,需要的是專業的心輔或社工人員長期陪伴、安撫,慢慢才能面對和接受災禍的事實,而不是隨便在廟埕前或災害現場,因為畫面的需要而被導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述「喝三天三夜雨水」、「同學都死掉了」,反而造成了孩子的二次、多次傷害,而他們注定要在每回災難的週年再次遭到騷擾(九二一受災孩童就曾走過這段,平時無人聞問,每到周年就有各類用盡方法想接近的採訪團隊)。南亞海嘯被媒體無所不用其極採訪到怒吼「可不可以不要在採訪了」的葉小妹妹身影,永遠會出現在災難現場,而成為另外一種倫理災難。

 帶媒體深入災區宣傳了誰? 

 「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的目擊者信念,也成為「挺進比賽」(所以會出現兩位特戰隊員放下救災,幫忙拉著女記者站在洪流中播報的荒謬情形),挺進後的村落多半並沒有因此被真實呈現、或反應出需要而獲得幫助,那媒體到底為什麼挺進?只是為了現場直擊寫故事?

 正面報導幾萬志工湧入的美意雖是好事,但提供「你可以做什麼」訊息的同時,卻無法真實呈現出每天疲於接待、重新訓練志工的地方組織者困境(例如旗美社大)和需要長期志工的需求,或第一時間廣為傳播投入志工應有的心態與準備、統整清晰的需求與傳遞訊息,這樣只為滿足閱聽人心理投射、卻可能讓問題更惡化的報導方向,總是一再重演。

 當媒體成為災難中的主宰和唯一贏家,那些沒被鏡頭照到(就算被照到也不一定有幫助)、畫面或數字不夠悲傷慘烈的地方,例如某民眾無奈感嘆:媒體只關心死很多人的地方和誰該下台,明天在哪裡不重要,因為明天有別的新聞要跑,只能繼續邊緣無奈。


(作者為天下雜誌記者,本文稿費全數捐給記協)



Call in作為一種新聞呈現──莫拉克風災電視新聞台角色再思考



文/高政義 (東森電視台新聞部經理)


 「靠call in救災 馬劉變臉親督軍」、「人民call in自救 官員還打口水戰」,報紙上大大的標題,點出了莫拉克風災的救災行動裡,電視新聞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

 網路上有許多鄉民,肯定了部分新聞台在莫拉克颱風期間不收播,持續報導災情,並且接受眾扣應,直接呈現了災民的處境、失聯親友的焦急。但是,也有部分未具名的官員,在平面媒體上批評打進電視台扣應專線的災民,誇大災情,造成訊息混亂,妨礙救災,新聞台開放所謂的救災扣應專線,沒有經過「過濾」的消息,根本是扯後腿、幫倒忙,製造恐慌。

call in第一時間反應災情

 這些意見雖未具名,但相信會是不少在這次風災中,飽受外界批評救災不力的官員,心裡的抱怨。call in作為一種新聞呈現,在未經查證流程的情況下直接播出,難免有人會質疑。災民誇大?媒體訊息混亂?各縣市的消防勤務中心,沒有接到類似的電話嗎?打到電視台的求救電話如果為了獲得援助,而誇大其詞,那直接撥到勤務中心的求援電話,豈不是形成更大的妨礙?民眾就是電話打不通,又無法從警消單位得到進一步的消息,才會「恐慌」轉求助媒體,而非媒體去引發民眾的「恐慌」,民眾對失聯親友的擔心,竟會被視為是不必要的恐慌,這是何等官僚的心態?如果這樣的call in,會引發恐慌,政府高官為何還能在8日晚間安心的跑攤、過節、吃大餐?絲毫沒有對南部災情感到「恐慌」?

 從災民的角度出發,淹到小腿,與淹到二樓,都是一樣的著急,更可憐的是,早就被土石流淹沒的高雄縣部分村落,根本連打電話的機會都沒有,像這種連想要「誇大」一下災情機會都沒有的災民,當時又得到什麼樣的援助了呢?或許就是這種在第一時間,把民眾的求救訊息,都視為誇大不實的心態,地方的嚴重災情,才會被忽視,以致於無法在第一時間,透過正常的防災體系,回報到政府高層。

 8月8日的深夜,我自己就在新聞台裡當班,一直有民眾的電話湧入,一部分是北部民眾,希望藉由媒體追查中南部失聯親人的處境如何;另一部分,就是人已經泡在水裡的災民,利用還未斷訊的電話,向救災單位求援。有一些是則藉由call in的形式直接播出,也有的,是記錄下來再轉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相關單位研判處理方式。不少撥打這些電話的民眾表示,就是打不通119,或者是接通之後,地方上的警消單位,兩手一攤,直言「我也沒辦法」,才會選擇打電話到媒體來。

 因為有許多類似的災情通報,重複一直湧進電視台,媒體轉達的訊息,是經過整理(至少我所工作的新聞台是如此),才提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如果這還被嫌為是「扯後腿」,讓遭到災民電話打爆的勤務中心繼續癱瘓,或者讓災民繼續求救無門,袖手旁觀,才是媒體應該做的事?

新聞查証之必要

 事實上,當時在整理、查證民眾通報的訊息內容時,就發現了許多救災上的問題。例如,早在9日的凌晨,就有來自甲仙鄉大田村的求救訊息,指稱有十多名民眾被大水圍困在屋頂,當我收到這個訊息時,也抱著懷疑,並未在第一時間播出,然而,向當地消防局查證,消防局的回答是「沒辦法,我們也過不去…」。還有,當我們在凌晨1:00左右,收到連接林園與新園的雙園大橋斷裂,傳出有汽車跌落的消息,向消防局查證,得到的答案還是「不太清楚」;打電話給當地林園鄉長,同樣不知情的鄉長才立刻趕到現場,証實雙園大橋的確斷裂。如此嚴重的災情,還有基層救災單位缺乏資源及人力的窘境,如果沒有經由民眾的通報,媒體徹夜不休的報導,如何讓中央官員重視這個事實?

 在這次莫拉克風災中,範圍如此大的受災區域,逼得新聞台不得不以開放專線的方式,匯集各地的災情狀況,一方面提供警消單位救援的依據,另一方面,給予政府相關部門更大的壓力,加速救災的動作。讓基層救災人員手忙腳亂的,並不是媒體的通報資訊太多,而是災情實在太大,官員的調度能力太弱。我無意對call in這種新聞呈現形式,做過度的肯定,儘管發生了某位大學生在風災期間,利用call in時段惡作劇的遺憾事件,但是,這並不應該完全抹煞其在特定情境下,所發揮的正面功能。






風災call in爭議,年代聲明沒有解釋清楚的疑慮



年代新聞台在官方網站發布聲明。(圖/8月15日截取自年代官網)



文/顧美芬
 
 莫拉克風災造成50年來罕見嚴重災情,災民的求救電話幾乎癱瘓消防單位,求助無門之餘,大量的災害資訊如洪水一般,湧入電視新聞台的call in傾洩而出,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都不得不緊盯24小時現場轉播的有線電視新聞台。

 在這次風災新聞報導中,call in意外扮演著資訊傳播極其關鍵性角色。當災民在電話另一端「現場轉播」災區實況之際,電視機前觀眾的心,也緊緊糾結在一起。call in的確帶來極高的收視效益,同時提供了災區採訪的新聞素材,但是電視台接了call in 之後呢?  

 8月10日一位來自年代新聞台內部工作人員,以《無聲哀號》為題,在網站上po文,文中沈痛道出一般觀眾看不到的新聞幕後,每一通可能危在旦夕的求助電話,被記錄在一張一張的小字條上,文中指出「成堆寫滿名字電話地點的小字條躺在無人理會的桌上」、「早上8點到下午3點,沒有人去理會過那些上過線哭泣拜託求求你的悲傷絕望。」這篇文章迅速在網路間擴散開來,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當然,也包括了年代新聞台的高層。

 結果po文的當事人立即遭到停職處份,數日後,公司繼之以存証信函待之;且po文與對該文回應的兩人採連坐處份。面對這樣的結果,令人痛心。回顧該文一開始提到,「原以為,可以本著職業上的優勢,盡點微薄心力,搶下飛快流逝的時間,也許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能讓一家人團圓過日。」顯然這是作者對自己的工作、對公司的深切期許,或許有些情緒性字眼,對照眼見所及的真實狀況,內心產生極大落差。如果因為期待過高,失望落空產生情緒上的反應,必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未免太沈重。畢竟,在年代的聲明中,隱約也透露著未充份明說的端倪。

 首先,儘管年代聲明中,提出了年代新聞傳真通聯記錄、年代新聞災情通報記錄表、內政部消防署回傳報案彙整表,反應了65位民眾提供具體待援的訊息,若再仔細查看這些待援的訊息中,已經有不少call in民眾反應有人遭土石流掩埋,這種危在旦夕的訊息,年代竟在「當晚」(10日晚間22:45與11日晚間23:34)才以傳真方式傳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間接印証po文者所稱「早上8點到下午3點,沒有人去理會過那些上過線哭泣拜託求求你的悲傷絕望。」如果po文者因此丟了工作,難道決策高層沒有半點責任?

 面對救災黃金72小時的窘迫,當年代新聞和其他電視台同聲讉責政府高官延誤救災時機,難道不會心虛,覺得同時也罵到自己?

 年代新聞自稱「願以最嚴格標準自我要求」,經內部檢討,在通報時效上未如外界預期,原因為「各方訊息雜亂」、「call in 民眾未具體提供訊息」(結論是call in民眾的錯?),必須詳實核對,善盡媒體核對基本原則......。話說得冠冕堂皇,其實call in民眾說不清楚是很正常的事,難道接call in的工作人員主動與來電者確認人事時地物,很困難嗎?call in機制在台灣電視圈發展不是一兩天的事,這樣的說法能服眾嗎?凡此種種,年代的聲明,反而透露了更多未竟之處。

(作者為目擊者電子報主編)






2009年8月5日 星期三

旺旺集團入主中時疑慮還很多


焦點評論


文/陳炳宏(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5月8號針對旺旺集團入主中時可能引發的問題召開聽證會後,以不到3週的時間,用附加條件的方式通過「中視、中天負責人、董監事變更」申請案,這附加條件包括董監事選任與兼任、跨頻道相同部門整併、倫理委員會設置、獨立節目編審等規範共有7項。

總體來說,在無明確法律規範下,NCC勇於任事提出其應改進事項,作法還是值得肯定,但須深入探究的問題是,除了前述附帶決議外,旺旺併中時案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核心議題,如果NCC不察且社會各界不深究,這附帶決議還是解決不了未來將層出不窮的媒體併購案所引發的負面影響,這不僅將影響台灣媒體專業自主與社會民主多元,甚至將「動搖國本」。

企業經營衝擊媒體自主

首先是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引發的專業自主問題。關心媒體產權集中趨勢的美國學者貝迪金(Ben Bagdikian)發現,強調紀律、服從、效率等經營理念的企業集團一旦介入媒體經營,對媒體強調的自主、自由、專業等理念已產生極大的衝擊與挑戰,因此如何防範企業集團介入媒體經營對媒體專業的負面影響,應該是當前思考旺旺入主中時的優先課題。

筆者近日拜讀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瞿海源在《新新聞週刊》發表「前人提筆為時代vs. 後人屈身委財團-有感於旺旺跨媒體經營的問題」的大作,特別強烈感受到貝迪金的憂慮會發生在台灣。從這次NCC決策被媒體從新聞到評論,鋪天蓋地的猛批,多數媒體完全將平衡報導置之腦後。在這事件上,許多媒體從主管到記者毫不在意媒體應遵循的專業意理。對於此點,曾是中時報系一員的筆者,真慶幸是在余紀忠掌權的年代任職,不必為財團折腰,而現在忝為新聞傳播學界教書匠的我,很想問問現職新聞工作者,這是學校老師教你們的嗎?還是想跟我說-你們是被長官及老闆逼的呢?有人敢大聲說出真心話嗎?

因此NCC應該要求旺旺集團所有媒體的高階經營主管,特別是節目及新聞部門主管,都應具備媒體專業背景,並切實遵行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且經理人不得跨媒體互相兼任。


台商入主媒體再思考

其次,國人視旺旺集團買中時不同於其他在地集團入主媒體的最大因素在於,旺旺是企業營運受制於中國政府的大陸台商,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台商經營媒體會有何負面影響,但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分析發現,三中媒體目前的中國新聞不但大量增加,而且確實明顯傾向報導「祖國繁榮」,恐已喪失了新聞專業要求的客觀、平衡,以及監督權力等基本原則。換句話說,張教授認為,此併購案突顯「媒體所有權集中造成的言論偏向的問題」,以及「中共集權控制媒體的黑手可能間接伸向台灣的問題」。

 因此旺旺應該提出讓國人去除疑慮的具體保證,媒改團體也應監督旺旺媒體對中國大陸的報導是否公正客觀。至於如何防範中國操控與影響中資及台商媒體的營運與內容,還需要全體國人集思廣益,共同謀求解決辦法。

 
媒體產權集中傷言論多元


 再來就媒體產權集中對言論市場多元化的影響問題。言論多元化是民主國家發展的基石,沒有多元自由的言論市場則無法創造出民主開放的社會體系,但研究顯示,媒體產權集中妨害言論市場多元發展。例如,本人的國科會研究發現,中國時報併購中天電視(2002年6月1日)前後一年間,中國時報影視版出現有關中天的新聞總則數與新聞平均面積都增加超過1倍,標題大小亦增加1.5倍以上,另外照片總張數則大幅增加為5倍多,照片面積亦增大超過3倍。以此研究發現來看,中天相關報導在中時版面的增加,代表著其他影視相關報導獲得中時青睞的比例則相對減少,中時內容多元明顯減少,問題是,若中天不屬於中時,會有這麼多報導嗎?其他影視內容獲報導的機率是不是會增加許多?這就是媒體產權集中導致內容多元消逝的證據。

 因此為保障言論市場多元化,NCC應該要求旺旺集團各媒體的言論與新聞部門都應獨立存在,不得有新聞部合併或各媒體共用言論部門等情事(例如中視新聞部與中天新聞部各自獨立運作,不得合併及裁員)。

高重播率排擠新節目空間

最後則是媒體產權集中對國內媒體產業影響。企業集團不斷引進企業綜效思維結果,就是每週五的「超級星光大道」會在一個週末首播加重播共8次。如果中視、中天等4頻道不是同集團所有,這節目會播那麼多次嗎?如果可以不重播,那重播時段是否就可求呢?這涉及兩個很重要的議題,一是在地影視業者的播出平台是否被壟斷,以致無法出現更多新製或不同類型的節目,甚至不斷重播同一節目導致產製新節目的空間更被緊縮;二是不喜歡看「超級星光大道」的觀眾則因此被迫不能有更多元節目的選擇,這些都是媒體產權集中的結果,如果將來旺旺集團再去併購影視節目公司,那這問題鐵定更嚴重。

因此NCC應規定集團各頻道節目重播應依電視台現行慣例,當週重播(不管跨不跨頻道)至多以兩次為限,或者直接規範集團頻道每年新製節目的比例,不應放任像「超級星光大道」每週播8次的離譜行徑。

 
法律空窗,靠全民監督

最後想借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陳世敏說「沒有不合規定不一定就是正當的」的話來強調,無法可規範並不一定就應該放行,應該根據各界疑慮要求旺旺集團讓國人釋疑,否則便不應輕易放行,因為這不是一筆小買賣,而是觸動台灣社會敏感神經的併購案,不僅涉及兩岸的互動與互信基礎,也將撼動台灣民主社會的根基,誰說這不是國家大事?所以誠心建議NCC該管的就要管,有法則依法,無法則修法或立法,至於在這法律空窗期,有賴全民嚴密監督。





給蔡衍明先生的一封信


「編輯室報告」 


文/顧美芬(作者為《目擊者雜誌》總編輯)


 在《目擊者雜誌》最後一期的「編輯室報告」單元中,突然想寫一封信給旺旺中時集團負責人蔡衍明先生。也許不單只是針對蔡先生個人,旺旺入主中時集團也不會是唯一的特例,以後還可能出現更多「蔡衍明」先生入主台灣媒體。

 看了最近幾周上演的旺旺中時集團pk大戰NCC,誰輸誰贏,仍是未知;鷸蚌相爭,也許閱聽眾反而成了最大的輸家。相信許多對媒體還有一絲期待的人,跟筆者一樣有相同的心情,也有許多話想說。

 蔡先生在接手「三中」集團時,也許壓根也沒想到,為什麼通過NCC這一關這麼困難?明明是搶救垂死的「三中」媒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為什麼要這麼嚴辭批判,最後還衍生成150位傳播界學者連署反擊,要求旺旺集團必須要跟「三中」媒體新聞部門簽定編輯室公約,落實新聞自主與新聞獨立。

 如果買下的「三中」,只是一般企業,或是一般廣告公司,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但偏偏買下的「三中」是「媒體」,不是一般企業。 

 特別是在這波連署的傳播學者,其中有多少人是中時數十年的忠實讀者、有人是常年合作的寫手、他們教出來許多優秀的學生,不少人還在中時集團內成為中堅份子、甚至高階主管。可是究竟什麼原因,逼得這些傳播界學者,串聯百餘人的連署,出來反「三中」,這幾乎是繼台灣解嚴時期,自立晚報反對財團入主媒體之後,傳播界罕見大動作。

 新聞自由是民主國家的基石,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們不要政客操弄的「唱衰」,不要媚俗地「唱旺」,更不屑政府浪費公帑買來的置入行銷;台灣的媒體生態,不同於中國媒體常見的歌功頌德,我們要的新聞是「真相」、是「事實」。這樣的媒體才可能監督政府,避免貪腐。更何況,台灣想要擠身亞洲金融中心,媒體資訊是否足夠充份、透明、多元,絕對是一個關鍵。

 旺旺入主中時集團,不是砸錢穩定員工就好,身為媒體,是要負起社會公器的責任。彷彿一場熟悉的連續劇情節。口口聲聲說「愛孩子」的父母親,若不了解孩子真正的需要也是枉然。

 中資與否也許不是必然的問題,蔡先生長年在中國經商,累積了多年的政商人脈。既然要在台灣經營媒體,若是遇到兩岸利益衝突的新聞,就算蔡先生沒下任何指導棋,難道高層不會自行揣摩上意,誰敢跟老闆過意不去?這也是備受疑慮的。

 為什麼記協、媒改團體、傳播學者一致要求,希望蔡先生能與新聞編輯部門立下編輯室公約,確保新聞獨立自主。這些訴求,絕對不是衝著蔡衍明先生一個人而來,這次旺旺中時案例,未來可能會變成通案,以後可能會有許多的「蔡衍明」入主媒體。

 口口聲聲「愛台灣」,不要只知道寄存証信函。信不信,問問街上的路人,也許有不少人會告訴你,早就聽膩了「愛台灣」這三個字。蔡先生若真的想貢獻台灣,不妨為台灣立下媒體人的典範,拿出實際行動,讓我們相信你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媒體人,而不只是精於盤算的企業家。



(本文刊於《目擊者雜誌》第70期)


讓更多的朱淑娟站出來



文/莊豐嘉(作者為台灣新聞記協會長)



 聯合報離職環保記者朱淑娟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文章:「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揭露馬政府透過置入性行銷操控媒體的種種荒謬行徑,以致記者轉身一變,竟成了業務員。這個現象,蘋果日報於5月29日做了大幅報導。

 如果今天這個人是你? 你會不會願意也跳出來講真相?

 作為記者這個行業,天天的工作就是要追求真相,還給人民知的權利;但是決定真相為何的媒體,如何塑造真相、甚至扭曲真相的內幕,卻鮮遭曝光。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這行的圈子也很小,除非不想在這個環境工作了,否則得罪自己老闆,等於得罪所有老闆,擺明是跟自己的工作過不去。在這樣的思考裡,媒體人的堅持,是看不到任何影子的。

 事實上,置入性行銷,除了讓政治力量透過商業機制左右媒體的向,同時也容易造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惡性循環之下,那一天,我們的新聞,沒有人願意相信?

 朱淑娟長期在所謂的主流媒體也就是大報工作,遇到這種置入性行銷的強力介入,只有想哭出來的感覺。但是在許許多多小媒體,早在前政府時期就已經屈服在置入性行銷的威力之下。

 就如朱淑娟所說:「編業不是不能做,但編、業之間應該有最起碼的份際,畢竟失去靈魂的媒體終究會被遺棄、而終至毀滅。」

 對於置入性行銷,報老闆心中有沒有掙扎,我不清楚,但是曾作為高階主管的我,卻深感慚愧。常常為了報社生存,必須在新聞專業與業務商機中求取平衡,要說服同仁也要說服自己;在專業的邊緣,進行模擬兩可的置入性報導;在不引起大風暴的情況下,向業務部做消極的抗議。即使如此,都不能讓自己真正的安心。

 朱淑娟在她這篇文章最後說:「如果媒體能多一點堅持,向當權者計較;記者也能多點勇氣向報老闆說不。一個人肯站出來、就能鼓勵十個人站出來、然後百個、千個。當後有來者,浩浩蕩蕩,或許事情真的會有所不同。因為我想,能還媒體純淨新聞空間的,只有媒體自己。」

 是的,能還媒體純淨新聞空間的,真的只有媒體自己。15年前,許許多多為了新聞自主而走的媒體人,在901走上街頭,也催生了後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這些人許多後來都成了媒體的高層主管或中間幹部,甚至是媒體負責人。當年捍衛新聞自主的理念和初衷,於今還在嗎?

 15年後,朱淑娟的「吶喊」,有多少記者聽到之後,會血脈沸騰? 還是冷冷看一眼,轉過身繼續自己「與世無爭」的工作?

 5月26日記協召開執監委會議。有幹部建議,有別於一般的新聞獎,記協應該成立另類獎項,鼓勵記者勇於追求、揭發真相,對抗權勢,捍衛新聞自主。

 想不到這個提議出來不數天,朱淑娟記者就為我們做了最好的正面示範。

 媒體人的堅持,要看記者自己的決心有多強烈,也要看這個社會對耿直風骨的媒體人,期許有多大。我們需要更多的朱淑娟站出來,畢竟不同的決定,將走出不同的路,而這條路是那一種價值,只有自己心中最清楚。




(本文刊於目擊者雜誌第70期)